高昌古城发现古董

高昌古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南约40公里处的火焰山南麓,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,也是西域汉唐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。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,曾为车师前国都城,后历经高昌郡、高昌国、西州等阶段,至14世纪废弃。近年来,随着考古发掘与科技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,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不断有古董文物重见天日,为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、民族融合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本次发现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古城内城遗址的东南部建筑群。考古团队通过探达与三维扫描技术,先期锁定了一处疑似地窖的异常空间。在2024年秋季的正式发掘中,工作人员清理出大量堆积物,并从中提取出陶器、青铜器、文书残卷、木器、纺织品等各类古董共计237件(组)。这些文物多属于高昌回鹘时期(9至13世纪),部分可上溯至麴氏高昌(5至7世纪),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。下表汇总了本次出土古董的主要类别及数量分布:
类别 | 数量(件/组) | 主要材质/特征 | 大致年代 |
陶器 | 86 | 红陶、灰陶,多带弦纹或彩绘 | 唐至回鹘时期 |
木器 | 34 | 木碗、木梳、建筑构件 | 高昌回鹘 |
纺织品 | 51 | 丝、麻、毛织品,含锦、绮、绢 | 北朝至唐代 |
金属器 | 27 | 铜镜、铁刀、银饰件 | 唐至五代 |
文书古籍 | 29 | 汉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纸质写本 | 6至12世纪 |
其他 | 10 | 骨器、钱币、玻璃珠等 | 汉至元代 |
在上述出土物中,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唐代彩绘泥塑供养人像。该像高约48厘米,头戴黑色幞头,身着圆领袍服,面容丰腴,眉眼间具有明显的中原汉人特征,而衣饰细节又融合了西域胡风。专家推测其可能为高昌地方官员或僧侣供养人形象,体现了唐代中原文化对高昌的深刻影响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组回鹘文买卖契约,用墨书写于麻纸上,内容涉及土地交易与奴隶买卖,契约末尾钤有朱色官印。这批文书不仅补充了回鹘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空白,还为解读高昌古城的城市管理制度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此外,在距离地窖不远的西南台基下,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陶窑遗址,窑内保留着尚未取出的三彩陶盘与窑变釉罐,证明了高昌本地曾经具备成熟的制陶工业。陶窑烟道内采集到的碳化小麦颗粒经碳14测年,校正后为公元720±30年,这一数据将高昌地区规模化农业生产的证据链向前延伸了半个世纪。下表列出了本次部分重要古董的详细测年结果与保存状况:
文物名称 | 材料 | 测年方法 | 校正年代(cal. AD) | 保存状态 |
彩绘泥塑供养人像 | 陶土、矿物颜料 | 热释光 | 780—860 | 基本完整,彩绘局部脱落 |
回鹘文契约残叶 | 麻纸、墨 | AMS碳14 | 940—1020 | 残存23行,字迹清晰 |
三彩陶盘 | 低温釉陶 | 与同层陶片比定 | 700—750 | 釉面开片,无缺损 |
铜凤纹镜 | 青铜 | 类型学比对 | 618—907 | 镜面锈蚀,纹饰清晰 |
玻璃串珠 | 钠钙硅酸盐 | X射线荧光成分分析 | 500—800 | 表面风化,未碎裂 |
高昌古城发现古董的消息公布后,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系统性、多学科协同的重要收获。考古队负责人指出,这批古董并非孤立埋藏,而是与古城中废弃的市政建筑、宗教寺院以及民居基址形成了完整的空间共生关系。例如,文书残卷多出土于一个被火焚毁的档案室内,同层发现的炭化木梁横截面显示该建筑可能毁于一次突发的火灾,而火灾封存了当时的环境信息,使文书、木器与食品残留得以完好保留。这种“灾难性堆积”为考古学提供了罕见的时间胶囊效应,有助于精确重构高昌古城某一历史瞬间的社会面貌。
就文化价值而言,本次古董中的纺织品尤为珍贵。其中一块联珠对鸭纹锦,经线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,纬线采用红色、藏蓝、草绿三色显花,图案中的联珠环内部为相对而立的鸭子造型,这种具有萨珊波斯风格的纹样,与同期中原陵阳公样织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,是高昌作为东西纺织技术交流中转站的直接证据。另一件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残页,则以草体回鹘文写成,页面边缘以金色装饰,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摩尼教在东传高昌后本土化的实物例证,对研究古代宗教传播与书面语言演变具有突破性的意义。
为了保护这批新出土古董,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、浙江大学文物保护实验室合作,制定并实施了一套现场应急保护方案。一方面,对易碎陶器和泥塑进行薄荷醇临时固型,再以石膏绷带整体提取;另一方面,对湿润状态的纺织品采用冷冻真空干燥处理,有效防止纤维降解。截至报告发布时,所有文物均已安全转运至吐鲁番博物馆文物库房,其中约30%完成一级保护修复,预计两年后可公开向观众展出。下表概括了本次出土古董的修复进度与入库情况:
处理阶段 | 文物数量(件/组) | 修复措施 | 预计完成时间 |
现场提取与包装 | 237 | 薄荷醇固型、石膏绷带、无酸缓冲材料 | 2025年1月已完成 |
实验室清洗与稳定 | 237 | 机械除锈、离子水清洗、酸碱度调节 | 2025年6月 |
精细修复与复原 | 71 | 粘接、补配、全色 | 2026年3月 |
数字化信息采集 | 152 | 显微摄影、三维建模、多光谱扫描 | 2025年12月 |
研究用复制品制作 | 12 | 3D打印、树脂翻模 | 2026年6月 |
值得延伸的是,高昌古城古董的新发现还与周边遗址群的考古成果相互呼应。如北丝绸之路沿线的北庭故城曾出土过相似的龙首饰件,而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纸棺与伏羲女娲图,也在本次文物的纹样与材质中找到了可比线索。这表明高昌古城并非孤立的文化岛,而是与整个天山南北、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商品、人员与技术流动。考古学家进一步推测,本次发现古董的窖穴可能属于一个官营贸易机构,因为其中包含来自中原的越窑青瓷残片、来自波斯地区的蓝釉陶片以及来自中亚的红玛瑙珠,这些异域物件的共存,生动再现了高昌古城作为“丝绸之路”中转站的典型贸易形态。
从历史文献角度考证,唐代玄奘西行途经高昌时,曾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此地“僧徒多学多萨婆多部”,而今回鹘文摩尼教残页的出现,则印证了高昌在唐之后的回鹘时期,同时并存着佛教、摩尼教、景教等多种宗教。这种宗教多元性与族群融合性,正是高昌古城作为古代国际化都市的核心特征。本次古董中发现的一枚双面刻纹铜牌,一面为莲花化生童子,另一面为胡腾舞者形象,被认为是在同一件器物上融合印度文明、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罕见范例,其艺术构思的开放程度令人惊叹。
综上所述,高昌古城发现古董不仅丰富了西域考古的实物库,也修正了以往关于高昌回鹘时期手工业水平的认知。出土器物所蕴含的信息,涉及农业、纺织、贸易、宗教、艺术、行政管理等多个维度,堪称一部“可触摸的编年史”。随着后续整理与跨学科研究公布的深入,这批古董必将继续为重现高昌古城的辉煌氧光,并助推对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鉴的重大课题。我们期待在未来,能有更多被沙土掩埋的珍品走出地宫,向世界诉说这座古城的沧桑与传奇。